半 条 红 领 巾  

钟 起 明　　

一位年逾八旬的老红军，手拉着十岁的孙儿走进瑞金叶坪的红军广场。广场上一队身穿校服的少先队员，正在举行入队宣誓仪式。鲜红的队旗在空中随风飘扬，一条条系在少先队员胸前的红领巾，在太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耀眼。　　

凝视着缀满小石子的红军烈士纪念塔，看着身边的红领巾，老红军顿时心潮澎湃。只见他不由自主地从口袋中掏出一块残缺的红布，满怀深情地向年幼的孙儿讲述着这“半条红领巾”的故事。　　

我家住在赣南东部瑞金山区一个叫东坑背的小村子。父亲杨水根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我排行最小，上面还有两位哥哥。大哥叫春宝，二哥叫春生。我们兄弟三人，虽然早过了上学的年龄，但我家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哪有能力供我们这些穷伢仔上学？没有书读，我们兄弟仨只好在家放牛、割草，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村里有一位叫青竹蛇的地主，他仗着识些字，不知害了多少人。大哥13岁那年，父亲因为向青竹蛇借了三担谷，青竹蛇欺负父亲不识字，硬是瞒着我父亲在借据上写成了五担谷，父亲吃了不识字的亏又气又恨，从此一病不起，撇下妻儿含冤离开了人世。　　

1930年，红军来了，地主土豪打倒了，苏维埃政府给穷伢仔办起了学校——列宁小学。列宁小学读书不要钱，够年龄的都可上学。那年我刚满十岁，母亲给我和二哥报了名，因家里太穷，缺少劳力，母亲只好狠心地把大哥春宝留在家里放牛，共同支撑家庭生活。　　

开学那天，学校门口挤满了人，一片欢声笑语。随着一阵连珠炮似的爆竹声，一块写有“东坑背列宁小学”的大牌子被高高地挂起，爱唱山歌的人放开喉咙唱了起来：　　

“哎呀嘞......如今世界大变样，穷苦伢仔进学堂，为了革命来读书，将来都做好儿郎 … …”　　

我和二哥穿着母亲做的新衣衫，挎着土布做的新书包，穿梭在欢乐的人群里。而大哥春宝却牵着一头大水牛，呆呆地站在校门口，看着我们的那股高兴劲，他心里别提有多羡慕。　　

以后我们每天在教室里上课或在操场上做游戏，大哥都总是先把牛拴好趴在窗沿外听老师讲课，看到我们在操场上做游戏时，也忍不住跟着做几下不规范的动作。　　

就在我们刚开学不到一个月，国民党反动派就对中央苏区实施反革命军事“围剿”。为保障“列宁小学”师生的安全，苏维埃政府规定各校每天在进出路口派人站岗放哨，凡大人出入须出示证件，学生进出则以加盖学校印章的红领巾为记号。　　

这一规定可苦了大哥，从此他进出我们学校就再也不那么方便了。后来，聪明伶俐的大哥倒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一天晚上，他央求母亲找来一块红布，照着我和二哥的红领巾样，自己动手做了一条不太标准的红领巾。第二天，当我们上学时，大哥提前把牛喂饱后，系上自制的红领巾，当学校开门时跟着我们大摇大摆地走进校园。这一招还真灵，一连几天都没有被岗哨发现。　　

但不幸的事情很快发生了。那一天，我们正在操场上做老鹰抓小鸡的游戏。突然，一架敌机从我们头上掠过，其它小伙伴见状吓坏了，我和二哥也被这突然的变故，惊恐得不知所措。为了保护我们，只见大哥春宝飞也似地向我们奔来，不料，还未跑出多远，大哥就被敌机丢下的一枚炸弹炸得血肉模糊，胸前的那条红领巾被炸飞了一半。 　　

当晚，母亲含泪将大哥留下的那半条带血的红领巾紧紧地攥在手中，呆呆地坐了一个多小时，那种失夫丧子的悲痛不停地从脸上流露出来。许久，母亲痛苦地把这半条红领巾剪成两半，分别缝在我们兄弟俩衣服的夹层里。边缝边声泪俱下地对我和二哥说：“一定要好好读书，以后碰到什么困难，摸摸你们大哥留下的红领巾，就会让你们记住父亲和大哥是怎么死的，长大后去当红军，为你们的父亲和大哥报仇雪恨。”　　

第二天，我和二哥像平常一样去列宁小学上课，课本是苏维埃政府发的毛边纸油印的课本，内容很生动，老师讲课也很精彩。可二哥春生再也听不进去，想想昨天大哥被炸死的惨状，想到父亲被地主逼死的情景，二哥一门心思就想当红军，为死去的父亲和大哥报仇。　　

晚饭后，二哥趁着家人没注意，便偷偷溜出了村。天很快暗了下来，二哥摸黑艰难前行，直到天亮还没走出那片大山。为了找到红军，二哥丝毫没有停住脚步，一直走了三天时间，筋疲力尽的二哥这才走出那片大山，但此时他再也没有力气往前走了。独自一人困在这荒山野岭之中，死亡和危险随时在向二哥袭来。求生的欲望让二哥很快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又挣扎着重新爬上一座不太高的山顶，找来一根树枝，将母亲缝在衣服里的那半截红领巾绑在树枝上有气无力地来回 摇动，希望有人发现他。这一招还真有效果，天刚放亮时，山下有一队正在操练的红军果然发现了这个红点，二哥这才被红军救了出来，带到了营部。　　

看到头戴红五星的人，二哥认定他们就是红军，便迫不及待地说：　　

“叔叔，我要当红军。”一位中年男子上下打量了二哥一番，不经意地说：“个子还没枪高呢，不回去好好上学，当什么红军！”　　

二哥倔强地说：“我不读书了，我就要当红军！”。二哥流着泪向中年男子诉说了家里发生的事。　　

中年男子严肃地说：“当红军的人也要学习呀！你现在正是读书的年龄，再不学那就晚了。”　　

可是二哥那里听得进劝告，拗不过二哥的再三请求，中年男子只好说：“既然你一定要当红军，我现在来考考你，如果你能写下自己的名字和家庭住址，我就批准你当红军。”　　

二哥一听来了劲，于是便要来纸笔，歪歪扭扭地写下了“春生”两个字，还未等二哥写完，中年男子抽了过来一看，噗哧一声笑了：“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来，还想当红军。你看这春生的生字这一撇，就像一只左耳朵，应该写在左边，你却写到上边去了，有谁会把左耳朵安到头上去的？”。一番话说得二哥很不好意思，只好乖乖地被两名红军战士送回了家。　　

二哥又重新回到了学校，即使这样，他仍然静不下心来读书。课堂上他除了练习写自己的名字和家庭住址，对其他的内容他一点也不沾边，心里还是老想着当红军的事。每天一到学校，他就找来一些同学，有的扮红军，有的扮白军，分开两边就打，冲啊杀啊，一直打到“白军”投降，战斗才告结束。上课了，二哥耳边总在响着打野仗的冲杀声，当老师要他写字、认字时，常常急得面红耳赤，直喘粗气。　　

    一天，学校上体育课组织摔跤比赛，二哥的对手是本村的小伙伴木根。比赛一开始，二哥仗着力气大，三下五除二就将木根摔翻在地，二哥赢了，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而木根却不服气地说“有一身蛮力算什么，要能识字算数才算本事。”　　

老师知道后，也走过来参与他们的比赛，老师在报题 “3+5等于多少？”二哥不假思索地回答：“等于　8”　。老师又说：“5+3等于多少？”二哥挠一挠头皮，吞吞吐吐地回答“等于7”。引得其他同学一阵哄笑。木根紧接着冷嘲热讽起来：“这样简单的数都算不出来，还想当红军。”　　

    一席话，说得二哥犟脾气又上来了，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和木根大吵了一通，最后还固执地对木根说：“当红军能拿枪打仗就行，明天我就偏要当回红军给你看。”　　

当晚，二哥又离了家，这次他轻车熟路很快找到了红军驻地。　　

接待二哥的还是那位中年红军。未等中年红军问话，二哥就迫不及待地央求说：“红军叔叔，我能写自己的名字了，已经有文化了，你就收下我吧！”　　

     中年红军温和地说：“光会写名字可不行，你没听说过吗？我们的毛委员他的学问那么大，可他还嫌不够，天天都看书……”　　

二哥听了不解地问：“哪我要学到什么时候才能当红军呢？”　　

中年红军随手从桌面上拿出一封战士写的家书，递到二哥手上。　　

“你将这封信读给我听，如果读对了，我就收下你。”  　　

这下二哥可高兴了，他接过信便一字一句认真地读了起来：　　

“亲爱的狼（娘）：　　

一拐（别）三年，窝（家）里可好。我在前方打杖（仗），不能回窝（家），到革命生（胜）禾（利）了，我会回窝（家）着（看）你。”　　

    读到这里，笑得大伙前俯后仰。中年红军笑着对二哥说：　　

“你把娘当成了狼，还要回窝里去捉她，你真够狠心呀。还是回去好好读书吧！”　　

一番话，羞得二哥无地自容。　　

为了二哥读书的事，老师着急，母亲也生气。一天，母亲含着泪领着二哥到学校，让他站在列宁像前，厉声地训斥他：“红军让你有书读，你却这样不用心，你对得起红军吗？你摸摸大哥留下的红领巾，想想你父亲和大哥是怎样死的......”　　

还未等母亲说完，二哥眼前又浮现了父亲由于没文化被地主逼死的情景，大哥为了到学校听课，最后被敌机炸死的一幕……眼泪顿时像米线一样从二哥眼中洒落下来。　　

从此，二哥痛下决心，刻苦学习文化知识，成绩果然大有长进，最后他还成了列宁小学的小教员呢！　　

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我和二哥一起参加了红军。出发前，我和二哥都掏出各自珍藏的那半片红领巾，工工整整地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家庭住址，待日后相见时有个信物。　　

在漫漫长征路上，我和二哥尽管生活和战事再艰苦，只要摸一摸这条残缺的红领巾，都不会忘记坚持学习文化知识。在部队攻打娄山关的战役中，二哥为掩护军首长突围时壮烈牺牲。战友们在清理二哥的遗物中，只在二哥身上发现一本毛边纸油印的识字课本和这半片红领巾。解放以后，部队机关凭着二哥写在红领巾上的姓名和地址，几经辗转将那半片红领巾送回到我手上。我特意用针线将两半片红领巾缝合起来，一直珍藏到现在。每当看到这半条红领巾就会让我想起大哥二哥，想到千千万万为革命胜利发奋学习，敢于牺牲的先烈们。　　

半条红领巾的故事讲完了，老红军的眼里早已噙满了泪水。红军广场上少先队员入队仪式也结束了，天真活泼的少先队员像天使一般从老红军身边掠过，那一条条系在他们胸前的红领巾在阳光的映衬下，显得更加红艳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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