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了《中国鞋文化》创刊号的编辑任务之后，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向了杂志的发行、征订和拉广告,写稿编刊这些工作大多是在雨天或晚上进行。由于《温州鞋业之友》停刊，陆兴强欠绝大多数《温州鞋业之友》原订户的杂志。陆兴强考虑到编辑部的信誉，同时也考虑到开发《中国鞋文化》的市场需要，他决定用《中国鞋文化》来顶替《温州鞋业之友》订户的“欠债”，以便将来顺利地将这些订户转为《中国鞋文化》的订户。他拿来一大堆《温州鞋业之友》订户的资料，要我们几个人分头去送杂志，我当时对温州的地理知识一点概念也没有，看到“温州机场大道”一带的订户比较多，就自告奋勇到“温州机场大道”去送杂志（我当时误以为“温州机场大道”只是温州市区通往温州机场的一条大道，不会很远的吧）。　　

早上八点，我把杂志领好装到自行车上，蹬上自行车就朝“温州机场大道”方向出发。我埋头蹬车一口气走了一个多小时，跑出了20多公里，还没有见到“温州机场大道”的影子，便找路边的人打听，人们告诉我说“在前面”。我便继续往前走，又过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有见到“温州机场大道”的影子，下车一问，人们告诉我的还是那句话：“在前面”。如此反复了多次，一直到中午11点才到达“温州机场大道”。原来“温州机场大道”就在温州机场边上，离温州市区有四十多公里。当我按照订户资料上的地址，一家一户的找上门，把杂志送到订户的手上。这些订户看到我送来的杂志，都大惑不解，他们说我们没有订你们的杂志啊。我说，你们是《温州鞋业之友》的订户啊，我把《温州鞋业之友》如何停刊、中国鞋文化如何创刊的经过向订户做了解释，当这些订户听我讲明原委之后，有的表示理解，有的跟我发牢骚，说我们订阅了《温州鞋业之友》，可没看上几期就没有了音信。我对他们解释说，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谁知这样的事还是发生了，但这是后话）。　　

当我发行完杂志，再从机场大道返回编辑部的宿舍时，已经是晚上八点钟了。这一天，我蹬自行车赶了上百公里的路(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一天内骑自行车赶了这么远的路，当年我在公社当团委书记时，也经常骑自行车进城办事，一天来回最多也不超过　60公里　，当时年轻，根本不觉得累，现在已40多了啊）本已累得不行，浑身上下象散了架似的，晚上还是咬牙坚持参加了电脑培训班的学习（我当时报名时考虑到不与工作时间发生冲突，特意报了晚上八点钟开课的“晚班”）。

一个月下来，我蹬着自行车跑遍了温州市区和郊区以及临近县市制革和制鞋企业比较集中的乡镇，对温州市区和各个制革制鞋企业比较密集的工业区的大街小巷，我都了如指掌。由于我特别能吃苦，无论是刮风下雨，都坚持外出拜访客户。与原《温州鞋业之友》的订户进行很好的沟通，诚恳接受用户的批评，并表示今后保证把每期《中国鞋文化》杂志按时送到订户的手中。不断拜访新客户，使我的杂志征订和广告业务范围不断扩大。能够比较准确的领会用户的意图，在与平面设计人员的沟通中，能够指导他们按照客户的意图进行设计；与此同时，我贪婪地阅读中外企业管理方面的书籍，当时名振一时的《A管理模式》和《企划人》、《营销八段》等，成了我案头常备的读物，加上我在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所学的企业管理知识和经济管理知识的学习，进一步扩大了我的知识面。由于我的知识面比较广，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强，普通话也讲得比较标准，在与客户的沟通中，不仅能找到他们关心的话题，并且能帮助他们出些主意，加上我的“文气”的影响力，因此客户对我的工作和服务比较满意，我的杂志发行量不断增加，广告业务的进展也比较顺利，有时一天就拉到两个封面或封底的广告（但因《中国鞋文化》当时定位是月刊，客户不愿意提前太早预订封面或封底的广告位，因此影响了不少业务收入），成为编辑部的业务能手，为编辑部月创收几万元，我个人的月收入也达到好几千元。但是由于是新手，开支也比较大，也只能维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费用。一是与客户沟通的通话量大，手机月话费达2000多元（全部是自费）；二是交学费，我在业余时间坚持参加电脑培训班从初级班到高级班培训；三是自行车经常被盗，每月都要买几辆自行车，曾经创过一天被盗两辆自行车的纪录。记得有一天，早上起来时检查钱包时，发现身上只有100多元钱了，可是自行车昨天又被盗了，身上的钱只够买辆自行车，如果买了车再赚不到钱，当天就只好饿肚子了，但是没有自行车就没有办法工作，不能工作就不能赚钱，真是“两手提蓝上街——左蓝（难）右也蓝（难）。最后我一咬牙，我还是把身上的钱掏出来买了自行车，庆幸的是当天还是赚到了吃饭的钱。

我在《中国鞋文化》编辑部的工作期间，一边写稿练笔，一边发行杂志，拉广告创收，在这期间结识了不少朋友，特别是认识了很多温州鞋业界的老总和温州鞋业及相关行业协会的领导。我现在还记得许多曾经拜访过的温州鞋业企业的老总们名字，他们有郑秀康、王振涛、钱金波、余建华等，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在《中国鞋文化》编辑部的工作有了较大的起色,业绩收入节节上升,美好的前景已经展现在眼前。但是，就在这时，却遭到了突如其来的打击，《中国鞋文化》被工商部门查封了。

原来，我们的主编陆兴强并没有拿到杂志的刊号（办杂志必须拿到全国统一的刊号），他只是从北京的某个出版社拿到了一个书号，他便来了个“偷梁换柱”把这个书号当刊号用。时间一长，特别是《中国鞋文化》发行量的增大，广告量的增加引起了当地工商部门注意，他们发现《中国鞋文化》是没有刊号的假杂志，便立即进行查封。陆兴强创办的第二本刊物《中国鞋文化》又重蹈了他的第一本刊物《温州鞋业之友》的命运（我在前面讲到的“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没想到还是发生了），他的创业之路遭到沉重的打击，而我在《中国鞋文化》编辑部耗费的半年时间、花费的心血和所做的努力，也全部付之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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