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上八点三十分,外面却下起雨来。白茫茫的雨雾眨眼间就席卷了整座城市。雨又大又密,车间内的热空气流通十分困难。我看见车间的热气在同事们身边乱窜,像发了疯似的,呛得我们的呼吸有点困难。我也毫不在意,我仍愿,仍愿雨下大点,通过雨水的冷却,超过常温的车间总会降些许温度。
我靠,纸板起泡了。
机长阿全叫我。我回头一看,真的,生产出来的纸板驱动侧那边的确起泡严重。我连忙按下了急停健,整条流水线的目光全向我射过来,完全一种幸灾乐祸的样子。
我对阿全说:说话不要带把儿,难道我想把纸板做成这样?
阿全似乎不满我的回答,说:你没搞错吧?开什么玩笑,做出100多米废纸板,难道我还不该叫你,你不想在这个厂混了?
我听了这句话,心里极不是滋味,说:正有此意。
阿清凝神看我,拍拍我的肩膀,说:人在屋檐下,岂能不低头?唉,何必呢,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阿清是四川开县人,他的老婆与我是同一个镇的。在我做机长之前,是阿清一手一脚教我怎样开机、调机,遇到难题怎样处理等技术问题的,我们是铁了心的哥们,公平地说,阿清这人平时对人也算和气,不像车间里其他同事一样,不用说教你开机,就是你去动他的机器一下,他就会骂你几句,说:不要乱动,搞坏了你的工资不够赔。其实,我知道这些人是怕你学会了,要夺他们的饭碗。
我找来工具,调整压力轮与糊轮之间的距离。根据我的经验,是压力轮的压力不够大。
厂长郭光头瞪着那双贼眉鼠眼扫视了一下,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哪里不行呀?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驱动侧边的压力不够,导致纸板严重起泡。
郭光头察看了一下机器,说:我操,你胡说,这纸板起泡根本不关压力的事,是糊轮上的干桨没清洗干净而引起的。
我据理力争,说:厂长,这纸板起泡不关糊轮上干桨的事。
郭光头已蛮不讲理:你为什么不清洗干净?
我也不甘示弱,说:是昨天上晚班的工人没洗干净,也不能怪我呀!再说,刚才发生的质量问题的确与糊轮上的干桨无关,做厂长的,要先有调查,后才有发言权。
郭光头重重地将工具摔在地上,说:出了问题不怪你,难道是我的错?
郭光头已经不讲道理了,当然我的心里也极不平衡,说:虽然是我开机,我是主机手,但这纸板起泡是机器本身的问题,与操作上没有关系。
我再次重复那句话。
郭光头已开始嚎叫:丢你老母,不关你的事关谁的事?怪阿全还是怪阿贤。郭光头指了指机长和主管。
唇枪舌战到这里,事情本可告一段落,没想到郭光头说出了这句话,激起了我无比的愤怒,我也大声说:丢你老母。
我故意将“老母”二字拖得很长。
我这一下还嘴可不得了了,郭光头认为他很没面子,说:是不是不想干啦?走,到写字楼,马上给你算工资。
二
其实,我进入这间印刷公司6年了。
见工的时候因为年龄的问题差点被拒之门外。因为他们要招收的质检员年龄范围是在18岁至25岁之间,我还差一个月就是27岁了。
人事主管余生说:我们招聘的质检员年龄应不超过25岁,这身份证是你自己的吗?
我很紧张,稍稍停了一下。我说:我以我的人格担保,这是我自己的身份证。
尽管我想好如何应付,反倒弄巧成拙。人事主管的意思是这身份证不是我的,是我借来的,意思是说我的年龄超过公司的年龄招聘范畴。我却以为他是问我的身份证是真的还是假的。
质检主管吴小姐挪了挪椅子,显得有点不大自然。她说:年龄虽然大了点,也只大两岁而已,在纸板线上做质检需要一个稍为成熟稳重点的好,余生,没事的,没事的。
余生的脸稍稍好看了些,对我说:既然你的主管说没事,我就给你一个机会,以后上班可要认真些,知道吗?
我连忙点头。心里可感激吴小姐,是他帮了我的大忙。同时也感谢我的同学老田,是他事先给吴小姐和余生通融了一下,不然,哪有这样顺利就进入了这家印刷公司。
中午,我刚把行李搬进集体宿舍,他们便下班了。他们拿起自己的碗勺,一阵风似的跑了出去。这时,有一个同事问我:新来的吧,还不快点去吃饭,等一下就没得吃了,即使有得吃,也只是冷菜冷饭了。
我不好意思地说:我还没有饭盆。
那人说:用我的吧。好像有点不耐烦。
不知老田从哪里找来一个饭盆递给我,对那人说:不用了,我找来了一个。
我狼吞虎咽地吃了饭后便跟着他们上班去了。
三
我是两班倒,下班后没什么事情可做,同事便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窝在宿舍里悄悄地打牌。我呢,除了三餐饭要出去外,其余时间都躺在硬硬的木架床上看书、写字,偶尔也与同事们下下象棋。
老田那台机只开了一班,由于订单需要,他每天都要加班3个小时。没人同我玩,书籍和纸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没事的时候或看看书,或写写日记。
有一天,一个同事问我:天天躺在床上看书,你不觉得头晕吗?
我傻笑,没有做声。
那位同事又说:没事的时候,去外面走走,透透新鲜空气。像你这样长期关在屋里,寿命都要短几年。
我还是笑笑。
那位同事见我憨笑,说:我越来起觉得你傻得可爱了,傻傻的,憨憨的。他硬拉着我出去走走。这个人就是第一天叫我用他的饭盆的那个人,同事们都叫小谭,由于生活所迫,他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了,他也是老田的表弟。
我们沿着张家边商业街转了一圈。回来后在一家快餐店小谭请我吃宵夜。
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
他这句话刚说出,四周的目光全向我射来,我有点不好意思。
我笑了笑,说:你怎么知道?好在哪里?
他说:我还在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你发表在山西运城教育局主办的小学生拼音报》上的《花猫警长》,我看过,反正我看不懂。
小谭的话并不让我意外,因为我写的《花猫警长》是一篇童话故事,带有哲理性,情节曲折,结尾含蓄,对从来一个不喜欢看书的初中没毕业的人来说是没有办法读懂的,既使懂也许只是似懂非懂。
没过多久,我的小小说《妙招》在《西江文艺》上发表了。收到稿费后,我请小谭吃炒河粉。他说:没想到,你还挺大方的。
我说:每次都让你出钱,我真的不好意思。不过,我与你不一样,你是小树苗生长在大树下,而我是大树,要给予小树营养。
小谭说:文人就文人,说话总是这么婉转,我是个粗人,你的意思是说,你的负担比我重,我是小孩,你是大人,对吧。
我没有做声,只是使劲地吃着河粉。
过了一会儿,我说:小谭,你还吃点什么吧。
小谭摇了摇头,说:我已吃饱了。
我说:你不要为我省钱,请你整点小吃还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四
我坐在写字楼的小会议室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谈话开始了。
人事部 红 小姐笑了笑,问:阿军,今天这事儿的前因后果请讲一遍。
我有点激动,稍微停了一下,说:你都看见了,郭光头的观点是,干桨没清洗干净引起纸板起泡,我不认同他的观点,他便说我凶,我凶在哪里?作为一厂之长,可以丢人家老母,我凭啥子不可以丢他老母呢?
红 小姐顿了顿,说:人家是厂长,你只要忍一下不就没事了吗?
我说:忍是心上一把刀,我可没有容忍恋人在自己的伤口上抹盐那么博大的胸怀。
红 小姐说:好了,看来我没办法说服你,直接告诉你吧,你与公司签订的合同到期了,公司要终止你的合同,你有什么意见?
我说:靠,合同到期了,我怎么不知道?与其说是公司,你不如直接就说是郭光头。终止合同可以,只要有赔偿就行。
红 小姐脸上布满了阴云,说:终止合同是没有赔偿的,只是你以前受过工伤,按照现在市社平工资每月898元,可补你4个月。
我说:不行,应按终止劳动合同前劳动者本人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
……
我与 红 小姐还争论了许多。我知道,我与她再争论也没有用了。我说: 红 小姐,你作为人事主管,必须要答应我三个条件,第一,我要求见宋总经理;第二,补偿应按照我现在的底薪(1200元/每月)进行补助;第三,其赔偿的月数应是6个月,我受过工伤应补4个月伤残补助金,另外1个月是终止劳动合同应提前30天通知劳动者本人,而你们没有,应补1个月工资给我。
红 小姐也拿不定主意了,说:这样吧,你先回去,到时我再通知你。
我也知道打工者的无奈,红小姐跟我一样,作为一个打工者,当然不能立即答应我的条件,她一定是先向老总汇报情况得到老总批复后才敢对我做出承诺。
路过车间时,正巧碰见郭光头,我再也控制住内心的激动,一把抓住他的衣领,说:狗日的光头,你敢炒我鱿鱼?
尽管郭光头人高马大,但还是被我的凶凶气势吓得直打哆嗦,结结巴巴地说:不是炒你,而是公司要终止你的合同。
听了这话,我越来越激动,说:放你的狗屁!凡是打工仔都知道,你说的公司就是代表老总,现在才早上9点多钟,老总还在做梦呢!你给老子小心点,不要以权欺人,我告诉你,我开的那台机器机电部派了两个师傅到现在都还没有修好,你说说看,到底是机器本身的问题还是我操作上的问题,做事要留有余地,给你的家人一条大路走。你敢炒我鱿鱼,我不但要操你祖宗十八代,还要现场直播—马上揍扁你。
虽然,工友们听到我与郭光头的吵声,但是大家都静静地看着。由于光头平日里喜欢怒骂员工,他们也是敢怒不敢言。也许,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真希望有一些事情发生。
在阿清的劝说下,理智的我终于战胜了情感的冲动,对光头说:你等着,我迟早会找你算这笔帐的。
五
第三天,我来到公司。
其实,我是接到 红 小姐的电话才来的。
红 小姐将我带到写字楼小会议室。刚走到门口,我看见里面坐着两位派出所的民警,一肥一瘦,一高一矮,都是比黑包工还要黑的脸。我意识到有事情将要发生。
红 小姐说:派出所的同志找你有点事。
其中一位高瘦民警招呼我:请坐,请坐。
我的心犹如15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还是忐忑不安地坐了下来。
矮胖民警说:你读过书吗?
我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说:读过。不过,高中没读完,便在我自己所在的村校代课了。
高瘦民警说:哦,那就对了,在保护自己的权益方面,有什么问题,去劳动局申请行政复议,千万不要走极端,不要做一个无知的法盲。
我被他们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说:我没听明白你们在说什么,是在给我上法治课吗?
矮胖民警轻声对高瘦民警说:我们这样绕弯也不是办法,干脆给他说明吧。他又转过身对我说:你的厂长收到一条被恐吓的信息,你是嫌疑人。当然,我希望不是你。
信息的内容两个民警都没讲,只见高瘦民警一直在拨弄郭光头的手机,看得出来,他是在拨打发信息的手机号码。
高瘦民警问:你的手机带来了吗?
我立即将手机从口袋里摸了出来,说:手机在这儿,并且已开机。
为了证明不是我,我把手机给他们看。我也趁机瞟了一眼郭光头手机上的信息,其内容是这样的:光头,有人出5万要你全家的人头,你好自为之。
其实,我心里暗暗高兴:狗日的光头平日里作恶多端,看来不止我一个人恨他。再说,郭光头既然报了警,也足以证明狗日的光头害怕了。只是这人缺德,早不发,迟不发,偏偏等我与郭光头发生这件事情后才发信给他,明摆着是在坑我嘛。
我当即对两位民警说:我是一个懂法的人,平日里也在杂志上发表一点豆腐块,我绝对不会发信息威胁他,发那样的信息也起不了作用,若真的想干掉他,发信息只是打草惊蛇,我才不会做那样的傻事。
两位民警见从我这里得不到什么信息,也只得钻进车子悻悻地走了。
六
后来, 红 小姐将我带进财务部,我领走了属于我的那一部分—5个月的工伤补偿款,1个月的合同赔偿款,还有当月的工资,约八九千多元。
揣着热乎乎的人民币,心里有一种失落与胜利的感觉。刚开始,红小姐只承认补我三千多元,经过我的争取,另外加补给了我两千多元。只是派出所的一高一瘦两位民警的问话,扰乱了我要见宋总经理的计划。我知道,见宋总经理也是白见,哪个老总会听一个员工的心声呢?官官相护的道理我都懂,俗话说,天下乌鸦一般黑。特别是我们外来工,虽然在当地城市的建设上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可是在各级政府的工作报告里却吝啬得不肯提一笔,好像随时可以把我们抹去。只不过,是想要告诉他—宋总,他用高薪请了一个不中用的废人。其实,我也知道,这都是痴人做梦罢了,只不过,把话说出来心里会好受些。
再后来,我骑着单车,飞快地踩出公司。
就这样,我离开了那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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