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鹏飞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的博士后、副研究员，从1998年起，他开始专心做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每座城市的竞争力都是以数学模式计算出来。倪鹏飞解释说，所谓城市竞争力就是城市创造财富的能力。就像500强企业排序依据营业收入一样，城市竞争力的排序依据的是它赚钱的能力。

　　今年3月2日，倪鹏飞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答案――由他主编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发布。这份438页的报告，对全国比较有影响的200座城市进行了竞争力排名;对其中47座重点城市作详细分析。在长长的序列中，综合竞争力前5名分别是:香港、上海、深圳、北京和澳门，如果不计算香港和澳门，则补上广州和东莞。排在最后的5座城市是:双鸭山、鹤岗、枣庄、营口和六盘水。第一阵营全部是东南沿海城市，而“压阵”的则无一例外的都是矿城。

　　如果统计排在前20名的明星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只有一半，另外半壁江山则被苏州、东莞、宁波、无锡这样概念中的“小城”割据。在倪的研究中，东莞的综合竞争力指数是87.87，是沈阳的两倍多、长沙的三倍多、郑州的八倍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的产业发展主要靠中央政府根据具体需要来确定和调整。”倪鹏飞说，沈阳、长春、哈尔滨是那一时代的明星，而现在东莞、苏州、宁波的崛起则勾画了新的城市版图。

　　竞争力分析最重要的是建立指标体系，这是一个城市算分的框架――居民每年能赚多少钱、沙尘暴的天数、每百人拥有的手机数、城市的就业率、识字人口、个体户比重、买到盗版光盘的难度以及市长的知名度等等。这样的指标可以无限细分下去，它们加起来就是一个城市的竞争力。1998年倪鹏飞写作一篇相关论文时涉及的指标只有21项。1999～2000年，倪鹏飞做博士论文，他分析了24座城市的竞争力，这时他的指标体系已经丰富到了88项。去年3月份做第三次系统研究时，三级指标一共达到了228项;而在其下还有未进入报告的260多项初始指标。最终提取了300多个数据，进行了上亿次计算。

　　“指标的选择都是要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倪鹏飞说，“比如说‘社会稳定性’，在我的体系中并不十分重要，因为中国在一个大稳定的环境下各个城市相差不多。而另一方面，地区间经济却落差巨大，香港GDP增长1%和某个西部城市增长1%，可是不同的概念。”2002年倪鹏飞有了一个去不同城市讲课的机会，这使他的研究融入了更多的实证经验，“一般我会提前一个星期，去请教当地的经济学家、政研室的官员甚至是市长。”倪鹏飞说，“比如‘地均GDP’的指标就是受了东莞市长的启发，东莞的流动人口相当大，仅用人均GDP来衡量显然不准了。”

　　他并不是想给中国城市排出个子丑寅卯，而是想看一看什么因素在影响着城市的发展，“城市正在变成消费品，而城市的政府应该把投资者、旅游者、市民当作顾客和消费者;把城市的基础设施、城市的文化、城市的环境当作产品”。市长成为城市的营销者，领导班子成为董事会。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的竞争力的排行榜，更像一篇中国城市的“消费指南”。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吴志强1996年留学回国，发现国内城市之间竞争激烈，“计划经济时代，地方执行中央的任务，而现在地方政府则是主动出击争夺资源，他们是利益的主体，越来越多地用管理公司的方式管理城市，争取投资者与游客的消费。但另一方面，政府又有维护公平与公正的职责，照顾弱者。未来的政府，将同时操控这两套并行的体系。”而对于大多数中国城市来说，第一个转折刚刚发生。

　　谁能成为上海的公关公司

　　“80年代末大家都爱看《射雕英雄传》，我记得前面插有一则广告，一个年轻女子用磕磕巴巴的普通话，说着到了香港一刻也停不下来，吃东西买东西，再买东西再吃东西。内地观众开始逐渐知道‘香港是购物天堂’。”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说，这应该中国城市最早的一则营销案例了。

　　3月3日的《华尔街日报》报道，上海市政府正打算将上海市作为一项产品进行形象公关，并且已经开始着手挑选中意的公关公司。从现在开始到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这7年内，至少会有一家公关公司以“塑造上海独特的魅力”为己任，以达到宣扬其城市精神、提升上海的知名度及国际影响力的目的。这则消息在3月6日记者致电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时得到证实，新闻办陈先生告诉记者:“倒是确有其事，我们是在接触一些公关公司，但事情也只是在刚刚开始运作中，并且这个消息我们从来没有对外发布过，也不会对此事作任何说明和评论。”

　　“在国外，将一座城市作为一项产品请一些专业的公关策划公司进行设计、包装和推广是很常见的事。上海能走出这一步，不能不说是一次进步。”北京现代城市形象研究所所长、北京MCI专家团总策划居易教授说，“上海申博就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形象公关，他们把世博会做成了和北京办奥运一样，是全国人民的事。还有前年上海承办APEC会议也使上海几乎成了全世界的焦点，堪称中国城市营销的成功案例。上海非常善于以‘售卖精神’获利。”

　　有类似效果的还有昆明和哈尔滨。昆明以春天概念这张“名片”，使昆明在2002年实现旅游收入141.4亿元人民币。其中国际游客70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1.6亿美元。哈尔滨市旅游局用他们两年间在央视投下的300多万元的城市形象广告，换来的是“冰雪节”5个亿的收入净增长。

　　在倪鹏飞的测评报告中，上海、深圳、北京、广州是国内第一梯队的城市，但其中的“贫富分化”程度也是十分严重。上海的城市综合竞争力指数是368.39，北京是165.17，超过北京200多点。在77项重要指标中，上海排在第一的有20项，北京处于第一的13项。事实上，无论谁会得到上海市政府的公关订单，与其他城市相比，上海的公司化已先行一步。

　　上海超越北京？

　　“上海的竞争力超过北京并不奇怪，因为每个城市的角色不同。如果早几年做测算的话，我估计广州和深圳会排在上海前面。”项目组的许峰对记者说，“中国经济带是由南向北逐步繁荣的，最早开放的是广东，其次是上海开发浦东。另一方面，北京所独有的政策优势正在变弱，比如北京申奥、上海申博，中央政府都支持;上海有汽车产业，现在北京也有了。”作为反映城市日用品生产水平的“综合市场占有率”，北京与上海相差十分悬殊，上海排第1位，北京是198位，“这说明北京并不是经济的中心，我国老的工业基地在‘三线’、东北和西南，日用品轻工业在上海，此外，‘虚拟经济’也是北京所欠缺的――证券交易市场、黄金交易所都在上海。”

　　“人均GDP”是描述个人财富的指标，在倪鹏飞的统计中，上海排第4，北京是第6，而落实到单位土地上的财富(“地均GDP”)相差更大，上海是第4位，北京是22位。是不是北京人收入整体不如上海人？许峰的解释是:“我们计算的是整个市区，而并不仅是城区。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如果我们开车从上海城市边缘出发，开五六十公里景色都差不多，而北京不同，荒凉多了。”

　　北京规划局高级顾问张敬淦给了记者一个数字，2001年时北京城市居民与农民收入之比是1.17∶1，到2002年时扩大达到了1.47∶1。“城乡差别一直在扩大，郊区的发展跟不上，这是北京与上海的人均GDP存在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意味着，城市经营中土地的消耗多但产出低，浪费很多资源。并且调整产业结构的时候，原先布局于城市中的一些产业要下放到郊区，而过大的城乡悬殊使得郊区不具备这些产业的接收条件。这就直接制约了城市竞争力的整体提升。”

　　实际上，北京与上海的差距并不仅是两个城市之间的，北京周边最大的三座城市:天津排在9位，石家庄在第34位，唐山在第53位;而上海周边的苏州、宁波、杭州、南京、无锡都排在前20名。“天津的发展最近比较迟缓，作为港口城市受到大连、青岛、烟台等渤海港口的挤压，而唐山则是在地震后重建起来的。但上海就不同了，依托的是江浙一带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产业链完备。北京再往北是内蒙古和东北，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尚在转型之中，上海的纵深则是整个延长江经济带。从区位看，上海是整个大中华的出海口，而天津只能说是北京和河北的出海口。”许峰说如果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北京是带着几个落后的小兄弟与上海的几个新贵在竞争，“好像瑞典乒乓球队和中国队比赛，瑞典的老瓦尔德内尔可能会赢中国的孔令辉，但并不能说瑞典队就比中国队实力强，打团体赛还是可能输的。单纯的竞争力排名是没有意义的，眼前只是一堆抽象的数据，更重要的是能够读懂格局――你的兄弟们怎么样？”

　　在记者采访中，对于上海、北京的另一种比较更多地来自交通问题;这是衡量城市一大消费者“居民”满意度的重要指标。北京规划局高级顾问张敬淦接受采访时说，“北京在城市规划上确实落后于上海，这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北京长时间承担的政治中心所构成的先天不足。北京最开始的邻里单位规模不是很大，但建国后借用苏联城市的‘大街坊’概念，一个街坊占地十几公顷的面积，这已经很大了。后来引进‘小区’后规模变得更大，一个小区通常要占地30到60公顷，小区边界、路口的间距都在五六百米以上。北京原来的道路就很稀，大街没有几条，内城九门互相不通，要绕着走。而邻里单位越来越大之后，道路就更得加宽，非宽不行。道路越宽就越吸引车流量，北京的道路在很长时间就陷入路越宽车越堵的恶性状况。直到90年代初，政府在城市规划这一块才开始注重‘路网加密’的工程建设。路宽对于城市的另一个弊端就是居民生活不便，根本不方便在路边设置一些生活配套设施，所以才会出现直到去年北京政府还在搞‘早餐工程’建设。上海道路网络是密集型的，路口与路口之间一般不会超过100米，相比之下，居民的生活感就要好得多。”

　　在交通的发展策略上，同济大学城市学教授杨东援认为北京存在明显失误，“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北京一直在重视公路建设，环城路建设速度在全国是首位的。这是因为北京政府把私车发展看成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指标，而在很长时间内忽视了轨道交通、城铁这些公共交通运营系统的建设。但两辆小汽车占用的道路时空资源大约等于1辆公共汽车，可其运载能力却不足公共汽车的1/5。上海政府在管理决策选择上就要主动得多。一方面，把高额牌照费作为强行压制私人轿车购买的临时应急政策;另一方面也一直在加速道路系统改造、交通管理技术的更新，确实公交优先的政策，使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之间保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比例关系。”

　　而换一个角度看，城市分工的区别同样左右着竞争力水平，使得这种对比变得更为复杂，甚至是难以比较。“北京作为首都有特殊的一面，为什么北京的房地产热持续不退，地价成本高？北京市内有150个国家的大使馆，3000多家跨国公司设立的代表处，而全国600多座城市也都要在京设办事处。”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秘书长刘维新接受采访时说。

　　“北京是政治中心、上海是经济中心，这种城市功能在未来越来越趋向单一化。”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城市专家杨开忠说，“一个城市承担的功能越多，反而会造成城市的内在紧张，并不利于城市的提升。”

　　最大的买家

　　“目前在国内各城市的竞争力指标中，资本是最重要。我测算的是，投资增加1%的话，城市竞争力相应增加0.8%。”倪鹏飞分析说。在倪的统计中，资本竞争力上海排第一，北京排第二。于此可以相互印证的是，世界银行2002年底发布的《中国五城市投资环境评估报告》。报告中有一个更乐观的论断，“通过改善主要的投资环境障碍，成都、天津等城市销售增长可以提高10%，生产力提高1/3，这些城市是中国无数城市中效益较好的城市之一”。世界银行选择了四座东部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一座内陆城市成都。在国际一体化方面，上海与广州都处于领先地位:在上海有40%的企业有国外合作者，外资比例占被调查企业价值的将近1/3。广州约有28%的企业有外国合作者，而外资比例更高达35%。相对应的是北京这两项都没有达到25%，“对于北京，进入和退出障碍、一体化和金融都很重要，这些领域的每一项改革将使生产力提高5%。”在调查中，世界银行询问企业过去6个月最糟糕的海关经历，“上海只有9天延误，在印度，典型的企业最糟糕经历是3个星期。”在整体的7项投资环境评测中，上海有3项最佳，广州4项最佳，北京没有最佳。

　　“北京的开放度不及上海，是受到国家金融政策的约束，金融市场本身存在先天的垄断因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柏兰芝说，“在外资银行设立分行的时间上，80年代末、90年代初，外资银行可以在上海设立分行，而北京直到1995年才放开限制，允许外资金融进入。这使北京的外资银行分行数量远远少于上海，上海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中国国内金融交易中心的地位。在FDI(国外直接投资)上，北京要远远落后于上海，从投资规模看，北京外资无论从签订合同数量、签订合同金额还是实际吸引外资数量上，都低于上海，这也因为一个是政治中心、一个是经济中心的关系。我们统计的结果是，2002年北京市签订外资合同15980项，而上海是27914项;北京签订合同金额309.19亿元，实际吸收外资额仅为上海的49%。世界500强，在上海设立总部的有100多家，在北京只有17家，2002年，雀巢公司也将总部搬到了上海，这使500强公司总部在北京剩下了16个。而世界著名投资银行在北京的分行也比在上海的少了12家。”

　　事实上，北京与上海的外资进驻有不同的特点，“北京是距离权力机构最近的地方，外资公司肯定会设置相应机构与政府协调关系;另外北京的人才优势是无可比拟的，像微软就会把研发中心放在北京。”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鲁桐说，“而上海是金融与贸易的中心，经济总量大，腹地纵深是苏杭城市群，生产供应链完备，地价和人力成本都便宜，所以很多外企的生产中心都设在这里。”“北京是权力中心，国家宏观调控中心，金融决策和监管中心，资金调配中心，行政审批和获取信息的便捷使绝大多数地方企业和外资企业会在京设立驻京办。”

　　资本争夺:苏州的营销案例

　　“城市间对资本的竞争，火药味最重的可能就要数苏南了。”苏南经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单强教授说，“比如一位外商来考察，如果苏州市副市长来接见，到了无锡就可能升格到市长会见。”以上海为中心，长江三角洲地区一共有14个地级以上的城市，是中国最密集的城市带。去年10月28日，上海将大部分航班和物流都转移到了浦东机场，“表面看是一个技术操作问题，事实上则是城市竞争的杀手锏。”单强说，“90年代江苏率先在境内修通了到虹桥机场的‘苏沪机场路’，而上海那边却迟迟不见动静。而现在物流转到浦东机场后，苏州过去的车程增加了一小时，对苏州大量的IT企业来说，意味着成本上升了50%。”

　　从另一方面看，残酷的竞争往往是制度创新的源泉，原苏州市长章新胜对李光耀的成功游说，被认为是苏南政府营销的一个经典案例。

　　单强告诉记者，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提出可以和新加坡合资搞工业园区，学习人家的管理和制造经验。1993年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来华考察，中央最开始向他推荐了山东作为合作伙伴，但看了几个地方后都觉得人气不足。于是中央又推荐了无锡，但看过仍不满意，便决定回国。在走之前中央安排他到苏州来玩玩，苏州市政府上下都知道李光耀此行目的，当时的苏州市长章新胜毕业于杭州大学英语系，可以和李光耀直接交流，陪着李看了三样东西。第一处是苏州刺绣研究所，章新胜介绍说，苏绣的工艺非常精细，头发一样细的丝线还要分成48份，双面绣的颜色各不相同，无论在哪里，猫的眼睛都会盯着你。第二处是一座园林，章新胜说:“不要看它小，其实包罗万象，气象万千。”第三处是盆景，章新胜说，“这个小玩意精益求精，小中见大。”“事实上章新胜明白无误地向李光耀推销了三件苏州城最重要的产品:优雅的环境、高素质的劳动力和崇尚精细的文化。”单强说。

　　去年中在苏州刚刚开工的友达光电公司是世界第二大显示器面板供应商，公司总经理彭双浪接受采访时说:“苏州政府为了建设他们的厂房，甚至不惜把跨塘镇政府给搬迁了。”

　　在苏州最富活力的是县级市昆山，政府将这种柔性营销手段发挥到了极致。开发区主任宣炳龙与记者谈起，台湾人做生意讲究吉利讨口彩。1994年捷安特落户昆山，捷安特在台湾的工厂前的路叫“顺帆路”，便向昆山政府提出能不能改名，于是现在捷安特公司的厂址就是“昆山顺帆路1号”。“曾经有一个日本做手机的商人对我讲，有时会有客户对手机尺寸提出特殊要求，但也就是六七部的量，能不能开发区帮助送一下货，我说可以，我们有自己的配送中心送别的东西时一起带过去了，日本商人很高兴，说这比你免我的税还要好。”

　　公司政府与公平政府

　　单强说，如果你和苏州市长、招商局长有更深的接触，就会发现招商更多的是人性化的而不是制度化的。在昆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市长的手机24小时都是开着的，台商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苏州的台办主任谢鸣说，他们经常会替企业抱着一摞文件办理各种手续，“别人还以为我们收了多少钱似的”。记者从世界银行得到的调查数据，在中国设立企业要12个程序，历时92天;而国际平均是10个程序，最少的加拿大只需两个程序，平均所需时间只有47天。

　　“中国城市的公司化还处在一个过渡阶段，地方官员用个人化的努力来弥补制度的不经济，制度的建设则是需要尽快完善的。”许峰向记者谈起他在上海黄浦区一次考察经历，上海黄浦区有一座写字楼叫‘科技金城’，主要面向高科技企业租售，当地政府投资了1000多万美元，购买了一套“中试平台”。所谓“中试平台”是一套产品检测设备，系统免费向大楼里的企业开放。许峰说:“这种投资的方向是公共基础设施，可以被广泛应用，风险小。而免税等则是变相投资企业，出让利益，投资的是个体，风险较大。”

　　中国现有城市666座，城市化率约为36%，从中国社会城市化的角度看，“在未来15年中国的城市化要达到50%”。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吴志强说，“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政府将用公司化的方式管理城市，争取投资者与游客的消费;但另一方面，政府又要维护公平与公正的职责，照顾弱者。未来的政府，将同时操控这两套并行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