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9月初被协助调查以来，谢亚龙从“失踪”到被采取强制措施，最终在一个月后的国庆长假期间，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了他正式被批捕的消息。谢亚龙原为国家体委主任秘书，升迁可谓一路青云：中国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足协副主席、中体产业公司董事长。他主管足球期间，除捞钱外，也使中国足球完成了从盛极到衰极的完败。　　

上海第一秘秦裕是陈良宇的秘书。1998年4月至2006年6月，在担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贿赂款物折合人民币680余万元。请看其带病提拨之路：2005年下半年，中纪委领导曾经找过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谈话，指出上海不少干部反映秦裕廉政方面存在问题，要求他选用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的干部当秘书，但陈良宇并不理会，秦的任用仍然顺风顺水。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河北第一秘李真。当提拨李当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时，常委中就不止一人明确表示反对。但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还是一意孤行地提拨李真。当中纪委把群众反映李真严重问题的信件转来时，程维高不仅不查，反而非常生气，认为是反映问题的人有意和自己过不去，并两次亲自给中纪委写信，信誓旦旦地担保李真没有任何问题。　　

这些案例再次验证了多数秘书的“升迁捷径”——因为是“领导身边人”，占尽左右权力资源，升迁机会也远远多于别人。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黄小勇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由于秘书与领导具有特殊关系，使得领导在提拨人时，主要考虑的是被提拨者是否‘信得过’。如果从这个标准出发，秘书往往是首要人选。”　　

在我国很多地方，秘书选用基本由领导个人好恶决定，而当上领导秘书后，再被提拨的概率也极大。由于提拨路径不规范，使一些缺乏领导能力或带“病”的秘书被提拨重用，这已成为现行组织人事制度的灰色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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